第一次毕业(二)·运气的故事

前言:

和上一篇《第一次毕业(一)》正好隔了一年。

一年来我屡次修改这段短短的文字,依然无法描述“毕业”带给我的巨大冲击,我的生活因为一次次毕业而变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手好牌打成了死局。我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因为一次次毕业而音信杳无,我的理想——如果有的话——因为一次次毕业而愈发渺小……增长的只有年龄而已。

 

有时会做这样的梦。

梦里的我站在收银台,付账的顾客有好几排,不管多么拼命地收钱算账刷会员卡扯塑料袋,他们吵吵嚷嚷插队加塞,永远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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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常做这样的梦。

那时,我整日为能不能“考上大学”而焦虑,不知道“落榜”了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人生除了“考大学”之外还有什么选择。那所学校汇聚了本市最优秀的少男少女,男生目光深沉女孩温柔如水,无不以中华崛起、文明复兴为己任——其中把“收银员”当作人生目标并为之释然的,大概只有我而已。

那一年我十八岁。在想做“收银员”之前,我经常失眠,胸闷气短心律不齐,后来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因为我发觉我恐怕是找不到自己的幸福了,这样就省却了无谓的努力,在同学们为自己的理想奋笔疾书的时候,我常常托着下巴看着窗外。

那一年的SARS遮天蔽日,偌大的校园除了高三之外空无一人。

 

大学时代常做这样的梦。

那时,我除了逃课和上网之外无事可做。从网吧回来的时候,七号和六号教学楼的灯光闪闪烁烁,窗外树影婆娑,树下白丁香朦朦胧胧。

那时教室的电脑装着清一色的瑞星杀毒,在盗版WinXP全国统一的开机声之后,那头小狮子就无精打采地趴在屏幕的一角,搭着眼插着手,迷迷糊糊地看着我们上课下课,打情骂俏。对这个小家伙,有些老师驾轻就熟地把它隐藏,有些老师蛮不讲理地把它扔到角落,有些老师不懂电脑,像定时炸弹一样退避三舍,用粉笔在黑板的一角顽强地写着板书,教室里灯光昏黄,人迹寥寥。

有时候太久不管,小狮子就睡着了,音箱里传出呼呼的呼噜声,有人窃笑。老师惊慌失措,环顾左右掩耳盗铃,有人咳嗽,这时我常常托着下巴看着窗外,重重叠叠的树影背后是另一座教学楼,我们就在两栋楼之间穿梭,这山看着那山,谁也不比谁高一点。

四年过去,它们没有高一寸也没有矮一尺,我们却更老了,笑起来比不笑更傻的新生来了,我就想起“收银员”的梦。

 

十二年过去,其实我一直想说,没打算这么做的,本来。但又有谁信呢。

在之后的这十二年里,我当过家教,写过枪稿,也发过传单,试图逃出这种生活,回到“收银员”的本分,一直干到老或者半路死掉。

然而,可是,就像十八岁那年预言的,我恐怕是找不到幸福了,看惯人生的挫折与寂寥,连同“收银员”的梦也容易忘掉。

就这样毕业了。

 

 

第五次毕业

这所学校有一座魁梧的食堂,四部扶梯通到三楼,上面是宽阔的天井,傍晚攒了一天的阳光妩媚地落下,来来往往的学生就低着头,远远看去都是金色。

在二楼的自助食堂,下午总有两个学生坐在窗口,不吃饭,只是摊开小山一样的作业,写个没完。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说话,格子衬衫的男生头也不抬地写写画画,扎马尾的女孩在指尖把笔转的飞快,光着眼望天花板仿佛在祈祷灵感,继而灵感降临,奋笔疾书。

他们不像情侣,也不如兄妹,大概只是同学,找到这个僻静的角落写作业而已,从旁看去,那作业着实多得吓人——相比之下,师傅打的饭倒少得多。

他们隔壁是个金发的外国女孩,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盘子里的糖醋里脊,目光诚挚溢于言表,不用放大镜都能引燃火柴头。

 

兵荒马乱地折腾完毕业手续,都是几个礼拜以后了。女孩不知何时悄悄坐在了男生旁边,依旧是万年格子衫(外面罩一件羽绒服)的小伙专心致志地给她讲解习题——也有可能是不敢直视女孩的眼睛——散开马尾的女孩穿一件浅色的毛衣,露出衬衫的领子,不时地觑一眼他的侧脸,写字的时候把头发撩起来,不写的时候笔抵在鼻尖下。

举起筷子甚是端庄的外国女孩,也许在这几周里谙熟了糖醋里脊的做法,面前换了一盘糖醋鱼。她一脸虔诚地盯着鱼头,仿佛一走神那鱼就会忙不迭地跑掉。也许她立志要学会所有糖醋菜谱,所以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个偏僻城市的偏僻角落,对着一盘糖醋鱼熟视良久,也没人提醒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想,再过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如果他们还在这里,会有什么故事呢。

女孩也许会对男生说,其实你穿羊毛衫再搭衬衣比较帅,别穿什么羽绒服了,弄件风衣吧,男孩也许会点点头,不再逃避妩媚的夕阳,正视女孩的双眸。那个金发女孩也许终于领会了糖醋菜系的所有做法,回到故乡,从此留下了一段糖醋里脊的美丽传说。

然而这一切我都看不到了,因为我已经毕业了,而且是最后一次。

这三个人就是我对最后的学生时代的最后记忆,有时候看着他们,就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着实是一段迷茫而混乱的时光,当然也许只是我的错觉,或者对当不了“收银员”之后,自暴自弃的逆反。

 

高考之前,班主任曾经对我的父母断言,“努把力说不定能上二本,然后就忘了我的名字。高考之后,发成绩条的时候,身形魁梧的班主任困难地扭过脸,叫着我的名字,指向别的同学,刻薄地说“这分数……”,那位同学一脸泫然,指了指我。

她登时挤出笑脸,改口说“考得不错,真没想到”

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六年——六年里,我经历了无数的罚站,写出诚恳的检讨,请过家长,当上倒数第一,最后得了一句“考得不错”——《炉石传说》里碰到实力不济的对手,在痛扁对方之前也会来一句“打得不错”,对面就胸闷气短血压升高,如果在网吧连坐难免不会上演真人快打。

 

大学里,熄灯后,和同学聊起这段时光,他们一致认为我编的太假,“没有生活”。他们指出,高中只有六个班,每个班才五十个学生,这学校简直无法立于地面之上。

是的,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这样的中学时代。如果高考不出问题的话,我应该在一个大家都写过检讨罚过站,排名倒数又自由不羁的地方度过四年的大学时代——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第三次毕业

然而偏偏出了问题,而且是全国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路上有洒水车经过,铜钱大小的阳光透过树影和积水,有点刺眼。考完数学走出考场,时间是傍晚,看到的是终生难忘的一幕——有那么多的人在哭。

一个曾经暗怀好感的女孩,就这样伏在教室门口的墙上,肩头颤动,泣不成声。走廊上的夕阳勾勒出她的轮廓,她的影子就像扭股糖,在走廊上拉得很长,然而却没有甜味。十二年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景,我大概会帮她收起文具,递过纸巾,然后陪她走出校门;十二年前,我连她是不是记得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好抓起书包,悄悄走掉。

出了考点,更多的人在哭,坐在路边哭,抱着父母哭,就像一九九七年二月的那个早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问,便回家了。那年SARS肆虐,街上没有人,大家都戴着口罩,我骑着叽叽喳喳的车子,我只想回家。

那是二零零三年的六月,数学(全国卷)改变了六百万人的命运。

 

如果那个学生没有偷看试题,如果没有启用备用试卷,如果备用卷的数学题没有那么难……那么,我的成绩刚好和往年的二本线持平,班主任那启示录式的预言就会完美兑现,她就不用困难地挤出尴尬的笑。按照我的志愿,我会如愿以偿地在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安然度过整个大学时代,毕业了也不用考研,找一份“收银员”的工作,重复到老,或者半路死掉。

十二年过去,我依然把它当做“运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高三以来从未及格的数学,在高考中依然没有及格,但却和那年的平均分不相上下,于是我的人生拐上了原本没有的岔路。

回学校估分的时候,哀鸿遍野。本来有很多人和中考时一样,打算庆祝一番,然而中考完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走出教室,只剩我一个人回家;高考完了,他们头一次和我一样,耷拉着脑袋走出校门,远远看去像一群从乡镇企业流水线上溜出来的茄子,又打了霜,全校里唯一面露喜色的只有大胡子门卫而已。

 

这种岔路,对有些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我而言并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与“收银员”的理想失之交臂,走向了一条不想走的路。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因为“运气”而走上岔路,但每次的结果都不怎么开心。小升初考试的时候,教育局照例禁止择校,于是只能把入学考试放在深夜,学校不开大门,教学楼熄了路灯,走出考场的时候像走进了恐怖片的片场,看不清路,只能听到盥洗室里滴答的水声。

记得那年的试题让我计算一面砖墙里砖块的数目,我没学过奥数自然无从下手。然而语文的最后一道题,却是我仅能背诵的一点东西,只好乖乖地誊写上去——

蚕妇

张俞

昨夜入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说,它成了未来六年的人生谶言,然而我并不信这个。十年后,我在《God is a girl》中描述了中学时代罚站的场景,有读者指出这个故事“缺乏生活的真实”——哪儿有这么罚站的学校,家长知道了还不闹。

当然不闹。因为家里从不知道。

 

第四次毕业

大学毕业的时候,宿舍的哥们聚在校门外,送我们上出租。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三番五次地催着,所以不曾有什么告别。就算没人催,我也不喜欢“告别”,因为从我狭隘的经验出发,只要“告别”了,就有很大的概率真的不会“再见”了。

 

比如大二高等数学的补考。我睡过头迟到了一个小时,然后对着空白的卷子发呆了半个小时,还有三十分钟收卷。考场里一个人都不认识,考卷上一道题也不会做,窗外又是一个沉闷的夏天。

至今我也不知道隔壁那哥们的名字,连他的长相也没看清,大概是个五官淡薄的小伙。

就在我听天由命等待考试结束的当口,他兴高采烈地抄完答案,伸了个懒腰如释重负,然后突然顺手把别人扔给他的纸条又丢给了我。不等我反应过来,那位兄台就潇洒地起身交卷,仰天大笑出门去,只留给我们一个挥着手示意“再见”的16:9的背影。

十年过去,我依然把它当做“运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补考迟到,没有复习,在劫难逃,却接到隔壁丢来的纸条——这种事情就算放在小说里也没人信,比如回宿舍告诉其他同学,他们就说我越来越不会编故事,这种智力的退行进化堪称生物学的奇迹云云。

 

我其实是不喜欢“奇迹”的,因为它就像筛子,只保留了伟人的成绩,否定了常人的努力。比如在初中时,我就无比地努力,用完了人生所有的勤勉,最后得到的却是比高中更差的评价。如果名曰“起伏”的怪物真的存在,那么初中无疑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低谷,那场糟糕透顶的毕业就像一个舞会,只有我没有舞伴,不得不提前退场。

在大学的散伙饭上,我滴酒不沾,看着他们喝醉了袒露胸怀互相表白。有人拍着桌子转着大舌头说我薄情,有人醉醺醺地反驳,说这家伙一贯薄情,不只今天。我一边吃着菜,一边听他们发自肺腑的感慨,心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呢。

大概是第一次毕业之后吧。

 

第一次毕业

小学旁边有一座古塔,那时经常仰望它。残缺的塔顶和佝偻的塔身在夕阳下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卷,一千三百年来始终让周围的一切建筑黯然失色。

 

我的小学时代就像教科书一样毫无波澜——双百,满分,中队长,大队长,三好学生,然后就毕业了。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再也不曾经历那样的生活——老师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同学记得我的生日,父母还有礼物和蛋糕;各种比赛一旦参加,奖状总是手到擒来。

之后再也没有了。

从那时起,我就发现人生存在一种名曰“起伏”的怪物——当最骄傲的当口,它使个绊子,然后一脸无辜地扶我起来;在最沮丧的深夜,它趴在栏杆上吹着口哨,对一切置若罔闻。

 

五年级时有一场越野赛,三千米,对当时的我来说不算什么——放到今天笃定苦不堪言——那是一个漫长的秋日,有点热,跑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在路边,有些班准备了大桶的白开水,递给自己的选手,选手就像电视里的运动员一样,喝一口,浇在头上,简直帅气四溢。我看了很是羡慕。

因为我们班里并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就绕开他们埋着头跑,一个女孩却突然叫出我的名字,然后递过了一杯水。我不记得她的名字。

后来,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罚站的时候,冻得浑身发抖,仰望铁窗一样的天空,偶尔会想起这个故事。就像阿Q怀念起祖上的阔气,真不可思议,那时居然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这个故事有谁会相信呢,大概一个也没有吧,至少我的班主任是不信的。

他们相信的只有名次而已。

 

第五次毕业

最后一次毕业,没有名次,大家都在一张学位委员会的通告里,看起来很是和谐。

答辩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准备,因此乱作一团。两天前才通知说再不答辩就错过上会了,我刚吃了一碗过期的羊肉面,躺在床上死去活来,忽然惊坐而起,寒窗外暗风吹雨。

之前我还在想“收银员”的故事,寻思世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职业,能够让我不再为排名担忧,为考试犯愁,为别人家的小孩自惭形秽……听到答辩的消息就不想了。几经周折,答辩安排在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于是省了一顿请客的钱。我想买点桔子和茶水伪装成茶话会的样子,等用罢晚膳的教授们吃过水果,一切自然水到渠成……然而被师弟拼命拦住了,他语重心长地正告我答辩的严肃性,于是最后的学生时代也结束了。

在这个拥有魁梧食堂和魁梧食堂师傅的学校,我近乎奢侈地挥霍了最后的青春。我在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睡懒觉,在每一个清风拂面的下午读闲书,在每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拉提琴玩游戏,在每一个本该去做实验写论文的日子里,沿着梧桐道一圈一圈地走个没完。

 

其实我不想来这里的,只是从高考走上岔路之后就没办法金盆洗手了。我像一个蹩脚的司机拐入了一条陌生的岔路,踩着油门衣路狂飙——其实“只想找个地方停下来”而已。

有时候我似乎做到了,身边的人就走远了;有时候我果然失败了,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分道扬镳。这样走着停着,那个在食堂写作业的男生,那个在教室门口哭泣的女孩,那个扔给我答案的哥们,那个递给我一杯水的同学……他们就在一次次的毕业后消失了,像风一样水一样尘土一样青春一样地消失了,像星星一样熄灭了,再也见不到了。

回顾三十年的人生,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我从未有过主动向前”的时候。每次毕业,人生的每个变化,每个交错的路口,都是有人——当然也许是命运的化妆——在背后狠狠推了一把,让我踉跄向前。

 

有人说人生的路很长,也有人说他听说虽然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始终也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已经走过了那里。就像十八年前作出的预言,十八年来我的确没有找到任何幸福的理由,尽管我依然在每个凉爽的夏夜等待。

 

说来可笑,高考之后十二年过去了,我依然有点害怕,害怕这十二年只是一场梦,醒来还在高三的课堂。教室里散发着过氧乙酸的味道,同桌不屑地拍拍桌子,说老师叫你呢,我迷迷糊糊站起来,老师不屑地撇撇嘴,让我到教室外面站着,直到放学。

发布者:zhizhi

普通2T/二流文盲青年/三流业余撰稿人/四流理学硕士兼小提琴爱好者/五流工学博士兼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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