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的中国——2015年记事

2015年的中国充满了各种“反转”。

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反转,也不只是对改革和领导人态度的变化,更多的“反转”体现在舆论对事件“真相”的反复修饰——

比如九大反转案例中的安徽狗口救女事件淮南扶老事件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大学生掏鸟事件,它们就像跳水运动员一般眼花缭乱地进行180°、360°甚至540°的凌空反转,速度之快、次数之多以及内容之混乱、矛盾,足以令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之愕然。

 

这些反转,理所当然地带来了大众认识的混乱、非议以及茶余饭后的笑料,然而它们的“真相”或者背后的“缘由”,并不存在于舆论仅有七秒的短暂记忆之中。

“这不是名为《世界末日》的油画,这是8月14日的天津港

 

2015年大众的主流娱乐形式,不是《最强大脑》,也不是《汉字听写大会》,而是层出不穷的“新闻反转”——

反转与反转的反转

——2015年舆论乱象

在2015年之前,并非不存在热点事件的新闻“反转”,如2008年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就展现了“媒体”如教科书一般结实的脸皮和健忘的记忆。但到了2015年,此类事件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多,反转的内容愈发不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抛出一个惊人的事实,令“围观群众”纷纷惊佩,随后不待事实落地,就接二连三丢出新的“真相”,宛如叼着飞盘的狗,叠着盘子的杂技演员,在聚光灯下穿梭往来,最终达到了一个令前人望尘莫及的新高度——

2015年10月13日,《亳州晚报》称一女子“狗口救女”,盼被救者出来作证;

10月17日,此人收到30余万捐款;

10月20日,《现代快报》公然宣称“狗主与被救女童仍未露面”,呼吁广大市民踊跃提供线索。捐款达到70万;

10月22日,警方宣布此人并非“因救人被咬”;

10月26日,此人丈夫因编造虚假事实诈骗被拘;

11月5日,涉案记者被抓,捐款者纷纷要求退款维权。

男子承认撒谎称女友并不知情

张宏宇承认伪造事实

 

2015年9月8日, 淮南大三女生发微博,宣称自己扶老太被讹,寻找目击证人;

9月9日,警方宣布已找到两名目击者;

9月11日,两人中一人证实老太讹人,一人拒绝作证;

9月14日,关键监控缺失,医生无法确定外伤;

9月15日,又有三名目击者称,大学生曾承认撞人。

莫衷一是的现场

 

这种儿戏一般的反转,当然显示了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无能,但这些记者和编辑并不是从2015年的某一天开始突然无能的。此类事件在2015年的集中爆发,显然还有别的原因。

2015年,此类“反转”事件的一个特征,就是标题信息量很大,内容信息量很小,剧情以及人物严重标签化。连微博的140个字都用不满,只消一条标题就可以完成一个复杂事件的全部陈述(以及后续的若干转折)——“狗口救女/捐款无数/编造事实/诈骗被拘”(标签是:养狗、救人、被救者销声匿迹)、“扶老被讹/证人作证/证据缺失/承认撞人”(标签是:大学生扶老、老太讹人)——这也许就是标题党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之前,最敬业的标题党无非是网易新闻的小编,他们的功夫无非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而已,但到了2015年,在“新闻反转”浪潮中,就连网易新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新一代弄潮儿在潮头支颐展颜,搔首弄姿——

那就是新媒体平台。

 

2015年,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依旧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它们受制于个人或者小团体维护的限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都难以和武装到牙齿的新媒体平台叫板,因此将逐渐回归到“自媒体自娱自乐”的原点。而“今日头条”、“观察者”、“澎湃新闻”为代表新媒体平台,随着最近几年的深耕,开始在2015年开始大放异彩,正好接过2015年的“反转”大棒,推波助澜,构成了“新闻娱乐化”的新一波浪潮,这也许是“娱乐至死”在中国的最新注脚。

这些新媒体平台的编辑继承了网易小编的衣钵,又学到了自媒体的左右逢源,“比这一个也强,比那一个也强”,似乎将无往而不利了。

 

中国网民学历结构(来源:CNNIC

中国网民月收入结构(来源:同上)

究其本质,媒体的“浮躁”意味着用户群的“浮躁”。根据CNNIC的互联网报告,中国互联网88%的用户具有大学以下学历,60%的用户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这些人群在满足了“温饱”的需求之后,对于“娱乐”的需求逐渐占据主流媒体的视野,因此直播平台的蜂起,娱乐节目的扩张,新闻媒体的娱乐化,都符合这类人群的需求:他们的喜好使得“舆论反转”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

最早的“标题党”也许是QQ群里“转发xx送黄钻”之类的谣言,随后也许是朋友圈里“震惊你的xx事实,不看少活五十年”,接下来是新媒体平台上的“大学生掏鸟被判十年半”,下来会是什么呢。

 

新闻的反转只能提供茶余饭后的笑料,经济增长的反转则切切实实地影响着许多人的茶杯和饭碗。在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无论是甚嚣尘上的“崩溃论”,还是年中的股灾、年底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最后都落了一个简单的大问题上——

景气的反转

——2015年的经济减速

2015年,中国GDP增速最终落在了6.9%,虽然关于GDP数据是否真实、是否可靠、是否准确的争论大概还可以创造不少GDP,但那0.1%的缺口看来是无论如何也补不上了。在GDP增速下滑的背后,PPI连续45个月同比下跌,CPI欲振乏力,年中的股灾、人民币骤然贬值、e租宝为代表的融资平台跑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都进入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之下,中国政府的举措是“三去一降一补”,而“中产阶级”则开始对未来感到“焦虑”,舆论时而高呼“中国(又双叒叕)要崩溃”,时而惊诧“中国一年增长三个希腊”。

(中国GDP增量图 来源:FX168财经网、彭博)

增速25年最低的中国GDP,一年增量相当于2.8个希腊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常态”的最大影响就是“新一轮下岗潮”。尽管对这个观点仍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产能过剩的事实,以及“三去一降一补”的举措,都证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失业将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对于习惯了近十年“维稳”生活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反转。

如果说,2014年由于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并没有到来,人们尚有余暇去围观互联网上的种种热闹,那么2015年经济不景气的寒风中,互联网舆论的“余裕”即将荡然无存,各阶级都会感到自己的危机。

 

2015年的股灾,成为了各种“阴谋论”的试验田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产阶级”。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是否将成为“纺锤形”社会结构的一份子,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无论如何,这个以六零后和七零后为主,正在接纳八零后与九零后的群体年龄尚青,社会影响力有待提升,还没有发挥出他们西方同行所拥有的政治能量。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导致大规模失业,使得“工人阶级”——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当时的“中产阶级”——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随后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声音,只有在一些角落,以及老一代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东北地区,才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沈阳的公交车上,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贴着一些乘车的优惠细则,然而在常见的学生、老人以及一般市民三类优惠之外,还有一条针对特定群体的优惠政策:下岗职工。

那是2014年的夏天,距离93年开始的国企改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在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宣布,中国有50%以上的几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还有争论,但“50%以上的几率”依然导致了广泛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来自中国体制下对于个人财产以及地位的脆弱感,另一方面也来自目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事实。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对经济增长以及政治地位的焦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困扰着中国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由于世界经济在短期看不到全面复苏的希望,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纾解,各阶层共有的蛋糕又在缩小,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将继续考验李克强先生及其政府的执政能力。

 

除了李克强先生之外,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当然是习近平先生。围绕他个人魅力与个人能力的争论恐怕会一直持续到他任期结束甚至更远的未来,但在2015年,除了《习大大爱着彭妈妈》、《习大大》等低俗崇拜之外,有若干新的趋势使得习近平先生在中国民众,至少是互联网用户中的形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

膜蛤

——现状的不满与选择性的忘记

2015年,膜蛤之风愈演愈烈,这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对“现状”的若干不满。有些不满来自经济不景气的事实,有些则来自“八项规定”等政治运动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诸如9·3阅兵、军队裁员等事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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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江泽民先生在死海中游泳

“膜蛤”的主力人群,据分析以八零后和九零后居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八十年代的舆论开放与社会混乱固然知之甚少,对九十年代下岗潮也仅限于长辈只言片语的回忆,对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黄金时代的经济与政治掌故却如数家珍,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当经济减速,政治收缩,习惯的生活逐渐改变时,自然引发了反弹,这种反弹出现在政治层面,就是“膜蛤”之风的盛行。

 

在江泽民时代,大众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他所施行的一些政策,在当时看不出效果,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体现。如同大量未曾经历文革的人怀念臆想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毛泽东时代,对民国一知半解的人向往“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民国时代——怀念过去不只是“九斤老太”的特权。

归根结底,构成“膜蛤”的本质是对现状的“不满”,而“不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反腐造成的利益受损。

这其中既包括了因为“八项规定”、“四风建设”等政治运动给官僚集团带来的显性和隐形福利下降;又有一般民众对各种“打老虎”新闻的审美疲劳。随着“反腐”的推进,民众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增多,而消遣的娱乐价值却日渐缩水,因此对“反腐”逐渐失去兴趣。

其二是经济减速带来的失业、收入减少以及竞争压力增大。

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日趋下降,以及“产能过剩”引发的钢铁、煤炭、水泥等重工业收缩,这部分民众无法保持过去数年的生活水平,自然引发对现政策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正处在“韬光养晦”的时期,在国际上保持低调,在国内则集中精力进行改革,那个时代的下岗工人并不会从他的“博闻强识”中得到任何温暖,那个时代的打工农民也无法从他的“谈笑风生”中感到一丝慰藉——得到温暖和慰藉的是十余年之后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长时并没有注意到江泽民先生的存在。

“膜蛤”的人群选择性地忽视了江泽民时代的弊端,只选取自己臆想中“相对自由”的文化、“相对稳定”的生活,从而获得了攻击现政策和现领导人的勇气,这种风潮可能还会持续,并随着新一轮下岗潮的到来而升温。

然而,可以轻易地推论,再过十年,大概会有同样的年轻人怀念胡锦涛时代,怀念那时的不折腾和高增长;再过二十年,年轻人又该怀念习近平时代,他们会怀念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呢?反腐?外交?或者“一带一路”、“亚投行”?

这是一个足以让后世历史学家都感到好奇的问题。

2015年亚投行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一场胜利

在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对外日趋强硬,对内集中权力,体现在言论自由上,则是通过对“大V”的打击,政策的收缩以及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贯彻了政府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主流民众跟随主流舆论,在互联网舆论身后依次完成了对香港、台湾,以及“西方民主”三个群体的认识转变,这种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这也许是为了将来的某些变化进行准备,随着欧元区危机和欧盟解体危机的深入,美国复苏乏力,以及日本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正在扩大,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汉族主义,以及“个人崇拜”之风重起的议论。

这也许是与“膜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态度。

 

穹顶之下,并无新事

——你死我活的环保斗争

柴静的《穹顶之下》撕下了“环境保护”温和面纱,露出各个利益集团“你死我活”的狰狞面孔。尽管这部“公益片”的“公益”属性颇有争议,但“自强不吸”、“十面霾伏”的现状比任何“阴谋论”都更有说服力——

2015年12月1日,民众在雾霾中跳健身操

对于“要钱还是要命”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广为认可的答案,毕竟北京等一线城市拥有的巨大优势,使得全国的精英前仆后继地去那里奋斗,至于吸到的是霾,是罐装空气,还是价值不菲的空气净化器吐出来的白色烟雾,那自然是由钱包的厚度来决定的。

当然,对于环保,有一些事实已经得出了答案——

2015年4月6日,曾经被厦门市民赶走的PX项目,在漳州发生了爆炸,超过14000人被迫转移。从这个角度来看,PX的危害已经超过了核电站,成为公众认识中的火药桶。那么,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考验中国各级政府的智慧。

 

附录,趣闻一则

我们知道,语言仍然是信息交流的一大障碍,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每一种常用语言,而翻译过程常常会有缺失,有时候你不知道的话甚至会与原意完全相反。在中国浙江乌镇举行的互联网大会上,维基百科创始者Jimmy Wales 就遭遇到这个问题。

他在会上预测,基于机器学习的翻译的技术进步“有一天会让政府不可能控制信息的流动”。但官网的文字实录与Wales的意思完全相反。根据文字实录,Wales看起来表达了对北京政策的支持。

A screenshot of the translation of Wikipedia founder Jimmy Wales’remarks at the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on Dec. 17, 2015.

发布者:zhizhi

普通2T/二流文盲青年/三流业余撰稿人/四流理学硕士兼小提琴爱好者/五流工学博士兼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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