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以后，我去过许多地方，那里总是夏天——如果在寒假则是冬天——那些夏天有着五花八门的风景，五颜六色的天空，以及五体投地的热。
唯独这点和我的故乡一样，不可思议。它们之间也许互通消息罢，比如夏天之前纷纷给其他城市写信，商量好某一天开始无可救药的热，又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天清气朗，若无其事。
“数葫芦”的日子
“数葫芦”的时候，胖老师让我们心无旁骛，我们却惦记着树上的嫩芽、晚上的动画、倾圮的围墙内遥远的古塔，以及校门外闷热而枯燥的家。
“数葫芦”的队伍毕竟卧虎藏龙，“卖酱油的”、“卖空调的”和“卖凉皮的”接班人摩拳擦掌，谁都想爬上那座塔然后“睥睨苍生”。爬塔是容易的，只消几张钞票就可以从容地攀上狭窄的楼梯，扶着塔顶的避雷针“睥睨苍生”。一千年来不想掏钱的小学生大概尝试了一万种睥睨苍生的办法，我们只是没有钱，只发现了其中的万分之二三，最后只能望而生叹了。
“数葫芦”的时候，胖老师让我们心无旁骛，形容它是一种肺活量（vital capacity）的练习，那时我们充满活力也颇有肚量，唯独缺少肺活量，只好看着那些真正心无旁骛的家伙把葫芦数得飞快。“卖酱油的”能把葫芦从一数到二十，我们相信他长大了肯定去卖气球；“卖凉皮的”平日口齿不清，数起葫芦却舌灿莲花仿佛校长讲话，好事者便鼓励他去卖葫芦头。
真正伟大的是“卖空调的”，个头不大中气十足，一口气从一到十打两个来回还有零找，有人便恶意揣测这是吹了空调的功劳。
然而我们多是引车卖浆之家，数不了葫芦又没有空调，便颇有些气苦了。
那时空调刚刚出现，仪表堂堂却价格惊人，长辈都说这劳什子费钱费电，吹起来彻骨生寒冬夏不分——简直是新时代的“是非不明”。
岂有此理。
我们虽然因为摔坏了沙包或者弄丢了弹球而常常以拳交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夏天的热爱——免费的、有暑假的夏天纵然停水停电，也是属于我们的停水停电。嘴里叼着冰棍，头顶繁星点点，耳旁是呼呼的风，路长得跑不完——稍一驻足便汗流浃背，偶尔昂首有暮色怡人，此等胜境岂容“卖空调的”师夷长技而嚣张。
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吹过空调，又不能数“葫芦”，只得寻觅别的办法来洗涤夏天的耻辱，挽回暑假的颜面，于是便有人不时地提出要和“卖空调的”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是当时动画常见的桥段，主角见到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决一死战”——这种决战往往旷日持久，被父母关掉电视几周不看，回过头发现双方还在摆姿势讲道理，真正的战斗经常发生在期末考试的时候。
和“卖空调的”决战用了更久的时间。我们找出底气最足的同伴，又灌足了汽水——有未经证实的研究表明喝了汽水就有气吹葫芦，于是大家都很乐意回味那份甜甜的气息，没人追究谣言的真伪——两人站在墙角的枫藤下，高呼决战口号——至于喊什么要看当时放什么动画——看得见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地上，看不见的葫芦在他们之间旋转，每逢有人败下阵来，满面羞愧，便咬牙切齿地发誓从明天开始吹空调数葫芦做一个好孩子。
胖老师从容地退在一边，一会儿看我们，一会儿看云。
我们觉得不管看哪个，他都很远而且很胖。
“数葫芦”的时候，胖老师让我们心无旁骛，因为这只是他带来的练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吹号、敲鼓、正步以及走不完的队列。我们一边和“卖空调的”决一死战，一边“数葫芦”、踢正步，还要写作业、丢沙包、放鞭炮、看动画，过着极为充实的生活。那时学校宣传我们是新时代接班人，老师鼓励我们为四化奋斗，心怀叵测的人便推测这就是接班之后的生活——至于为什么交班的大人比我们还清闲……这便是学校的第一个不可思议。
放学之后我们抬起号扛起鼓，煞有介事地演练一番，心满意足地回家吃饭。唯一不满意的大概只有胖老师，但我们不说，他也不说，任凭回家的小鸟从肩头悄然飞过。
大队部的鬼影
练习结束的时候往往暮色四合，隔壁的古塔偶尔传来鼓声，大概是神佛下班的时候。
学校静悄悄的，陪着我们的只有胖老师和大队部里的鬼影——这便是第二个不可思议。
然而鬼始终也没有露面。
大队部本是学校最没有用处的地方，所以灯总是坏的，这里又是鬼最后的根据地，所以堆满了桌椅板凳、锦旗奖状和各种乐器，仅有的气窗透着重重树影，风一来就鬼影幢幢。
这里大约的确有鬼，有人断言，有人反驳，“卖凉皮的”则绷着脸把大鼓扔进角落（我们夸他像电视里的英雄扔出了炸药包）。由此推测，这里的鬼也许是奇数，也许是偶数，但无论是否可积，它们肯定都不玩乐器——据说这家伙看到奖杯才会出现。
倘若这是上一届留下的dying message，那么至少可以确认鬼（还有凶手）的存在——遗憾的是上一届我们都认识，差点拿到奖杯的故事也把耳朵磨出了茧子，虽然他们不开心，但谁也不承认和鬼对过眼搭过话。
课堂上老师要我们破除迷信，学校里说接班人应当相信科学，那么揭露真相打破鬼影以正视听的责任，舍我其谁？
于是下一个夏天，我们把一等奖的奖杯抱进大队部，然而鬼始终也没有露面。
谁来抱这个足以盛放所有青春的奖杯，我们表现出了接班人少有的谦逊——“卖酱油的”和“卖凉皮的”表示不曾吹过空调，对科学认识不深，难以承担重振校风之重任，只好遗憾地让经常决一死战而后生的“卖空调的”后生拔得头筹，此乃终生遗憾云云。
彼时夕阳西下，蝉声起伏，窗外的树影纹丝不动，“卖空调的”露出快哭的表情走进大队部，有人不怕嘴酸舌干地夸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我想这位大概是刚学完革命英雄的课文。
即将接班的男男女女扒在门外，睁大黑色的眼睛从黑暗里寻找奖杯的光明；不会接班的少年——“卖空调的”将来打算卖冰棍——抱着奖杯消失在大队部深处。
然而鬼始终也没有露面。
也许是鬼的个子太小再走两步看看，有人冒死进谏；也许是奖杯的规格太低再拿一个试试，有人科学推理，当然也有反驳，还有人暗地里使劲把别人往屋里推……胖老师安详地看着我们胡闹，我们只能把看到奖杯才出现的鬼故事传给下一届了。
他们把差点拿到奖杯的故事传给了下下一届，大队部的秘密就再也不曾揭晓了。
这便是第二个不可思议。
毕业的时候，下一届和下下一届吹号打鼓送我们离开，不知名的小鸟向古塔飞去，古塔屹立在晚霞里，看上去有点歪，又像地图上指北的标记，插着腰望着远方，我们找不到胖老师的身影。
最后一个不可思议则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从一个夏天来到了另一个夏天，度过了绵长的秋雨和连喇叭都冻脆的严冬。我们数了无数的葫芦——挂出来大概能结出一万个葫芦娃见到一万只穿山甲救出一万个老爷爷——排列了无数的队形。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心地放下乐器，看着太阳升起，枫藤枯萎，来年又爬满墙头，古塔传来清晨的钟声和傍晚的鼓声。
最后，胖老师带我们走进看不到古塔的体育馆，参加最后的决赛。
最后的决赛在小学和中学的附小之间展开，这也许是一种巧合，或者蹩脚的寓言，但我对此毫无准备。我只知道这一年我们参加了很多比赛，有些赛场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就跟在胖老师身后列队步行——走着走着，他背对着我们挥手，我们举起乐器；右手落下，我们便在街上吹打一番：小号洪亮，大鼓低沉，道路以目。
这些乐器是应当享受这个待遇——有好学者考证它们辈分之高，连白胡子校长也要叫它们爷爷——大鼓永远破了一面，小鼓槌长短不一，短号的吹管贴着胶布，稍一用力便四处漏气。
这一年我们只是“数葫芦”，却在一个漫长而闷热的午后数到了决赛的赛场。有一万支队伍依次上场，我们只是站着，看着影子越来越长。最后的对手是中学的附小，他们穿着笔挺的礼服，手里漂亮的乐器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光彩——这并非一种修辞，而是确凿的事实：那天很热，又没有“空调”，不断地有人晕倒，然后抬出去，过一会儿再有气无力地走回来。
在路人看来，这里大概也在决一死战罢。
决一死战的灯光比太阳更亮，天花板却看不到清澈的天空，零星的观众像小鸟一样排在墙头，木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随着胖老师的指挥，我们散开，又合拢，一步一步完成了在太阳、古塔和枫藤下反复练习的动作，“数葫芦”的日子就这样戛然而止。
颁奖时，“卖空调的”和我并列，西装革履的附小和我们并列，我们一等奖的奖杯并列，宛如大海上的波涛并列，又慢慢消失。我羡慕地看着他们手里真正的小号——带活塞的那种，吹管一丝不苟，喇叭闪闪发光，真是地地道道的好东西。
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摸过。
后记：“瘾君子大人”的故事
最适合“数葫芦”的日子莫过夏天，天长得数不完，夜短得可以练到深夜，直到各家的房顶叠上各家的凉席和躺椅，再往上就是毫无遮拦的星空。
我所在的城中村大概住着本市最诚实的人，他们除了为电表的转速不满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纠纷。比如楼下住着摆摊的小伙，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楼上住着房东的儿子，天不黑就绝不回家；走廊里是各家的煤气罐和灶台，到了饭点，各家的饭菜不用开灯——经常也没有电——便一目了然。
然而有些事情并非一目了然，比如房东儿子的去向，或者各家门头上的电表，这时就要展开辩论，或由房东老太打着手电出门寻找。
此外，隔壁院墙上开着一排窗户，破烂不堪似乎寻找光明又忍住了缄默，传说那里住着“瘾君子大人”，这也是不容易一目了然的。
此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十几年深居简出，却又不时地用撬门溜锁、翻箱倒柜来证明自己依然健康，或许还会永远健康下去。住在这里的人固然淳朴善良，放到今天也算不上“限购”的对象，家里最值钱的无非下雨天要爬上阳台去找信号的电视——“瘾君子大人”对此毫无兴趣——于是人们对他就像看待某种自然灾害——比如下雨了没收衣服，反倒麻烦得多。
那时，我的故乡和许多地方饱受沙尘暴的困扰，所谓的“雨”和“泥”的区别只是来自头顶或者脚下而已——然而我们不这么想，我们喜欢下雨，喜欢下雪，喜欢天上的一切，也喜欢沙尘暴，因为可以穿雨鞋、打雨伞、戴口罩，而且不用“数葫芦”。
我们住在同一个巷子，来自同一所小学，数同样的葫芦，扮演着同样的“别人家的孩子”。在那纯真而美好的友谊小船上，不敢说就没有因为争夺巷口的水龙头、树上的桑葚，或者动画中决一死战的口号打过桨翻过船，但在“瘾君子大人”面前，我们的的确确是准备捐弃前嫌同生共死的。这当然是学校里接班人教育的成果，也有可能是“瘾君子大人”挨家挨户上门服务之后群众的强烈呼声。
至少，在那个长而难眠的夜里，我们是打算“同生共死”的。
从楼顶可以窥见“瘾君子大人”家里的黑色窗户，蒙着破烂的塑料布，风一来就恣意飞舞。在我们的想象里，“瘾君子大人”蜷缩在那片破布背后，像电视里那样叼着长而又长的烟管吞云吐雾，还有一台空调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他脸上全是舒坦，全然没有夏夜应有的疲惫与困窘。
这就让我们很不开心。
可能的话，我们也想和他决一死战——就像和“卖空调的”那样——或者像电视里的“神探”掏出枪，悠然地指着“瘾君子大人”的窗口“乒乒乓乓”，然后用门牙或者虎牙——因为有些人还在换牙——咬下手榴弹的拉环，从容地丢进去，让“瘾君子大人”尝一尝夏天应有的困顿和无奈。
然而我们摸了又摸掏了又掏，从口袋里挤出来的只有鞭炮、弹球和漏掉的沙包。
于是，在那个“同生共死”的夜里，我们从各自的蚊帐钻出来，爬上房顶，把点着的鞭炮丢进了“瘾君子大人”的窗口。和想象中一样，炮声响彻云霄，群众云集响应，房间里火花四溅浓烟滚滚，弹球打破玻璃的声音清脆入耳。
然而遍施正义的我们来不及细想，“瘾君子大人”并不总是在家的——何况那里未必一定是他的家。
那些洞开的窗口像黑夜的眼睛，破烂的塑料布便是它的眼镜。那么戴着眼镜的“瘾君子大人”始终也没有露面，我们便断言他是怕了我们，或是我们手里的鞭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们自然是不怕“瘾君子大人”的，又不怕鞭炮，于是已然 “天下无敌”了。
天下无敌的少年少女恣意张扬地站在群星闪烁的房顶，只有一划而过的火柴照亮我们年轻的脸。
然而 “瘾君子大人”始终也没有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