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事拖了太久。好在2014年已经不会再变了——“‘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围城》）——反正2014已经那样了，再怎么回顾也没有关系吧……姑且补上）
2014年，不满的情形各有不同——
比如，“抗议房价上涨”，是一种不满，而反对“抗议房价上涨”亦是不满；接着，挖苦“反对抗议房价上涨的人”还是不满；除此之外，还有袖手旁观，一言不发，打打酱油，顺手点赞……2014年的中国，充满了这些从if到then中兀自循环的不满，它们的种类形形色色，样貌五花八门，范围大大小小，内容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有些不满是普世的，有些不是。
正是这种“普世”与否的不确定，衍生出各种各样围绕“不满”的论战，这些论战是如此的精彩，以至于我们顺理成章地忘掉了一开始抱怨的是什么，反而开心地欣赏着大仙们隔空取物、隔空叫阵继而隔空约架、隔空骂战，看他们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不由地便叫起好来。
本文总结了作者心目中2014年的几个值得留意的事件，作者认为这些事件可能会对未来的中国产生某些影响。尽管作者每年的推测都误中副车谬以千里，但他依然执着地试图预测一些东西。
2014年的中国
2014年的中国，或者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看似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的任何不满——包括各种顾影自怜的炒作与骂战——永远都不会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对2014年，或者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永远在幕后，在经济的“换挡减速”。
这台由高速增长骤然减为中速甚至低速的引擎，以巨大的惯性，带来了痛苦和震动，也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不满与针对不满的改革。
庞大的债务，乏力的出口，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利率市场化的激进改革……这些都将在2014以及随后的年份里消耗着李中堂及其顾问的精力，然而，至少在2014年，由于没有出现经济的硬着陆以及大规模失业，互联网上的人们尚有余暇，可以关注的方舟子和周小平的论战，欣赏帆神庭神的咏叹，以及雨伞之下萧瑟的秋天。于是“周小平事件”和“‘占中’、‘太阳花学运’”成功地装点了2014的门楣，但它们的影响却未必能波及到日历的另一面。
1.道义的愤怒
——周小平事件
围绕着“周小平/花千芳”的漩涡，像一台老掉牙的单缸洗衣机，将绝大多数“舆论”卷入其中，反复漂洗——还没加洗衣粉——最终躺在滚筒里的就是一团经历了无数次褪色、染色之后，惨不忍睹的乱麻。
顺着这团乱麻往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溃不成军的“主流舆论”，还有“网络舆论”的自乱阵脚——在这个“转型期的中国”，举凡意识形态/利益集团/不同政见/派系矛盾/甜咸之争……的所有分歧，几乎都可以在“周小平”事件中找到它们的旗帜——左派右派、中学西学、五毛美分、公知同志、精英草根……十八路诸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虎牢关下车，和“周小平”一起目瞪口呆地看三英战吕布，却始终也弄不清那温候的旗帜上到底写着哪个名字。
事件的肇始也许是方舟子被封，但高潮却在周小平加冕。对于这种“加冕”，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都异口同声地表现出“道义的愤怒”——一个曾经的公知、不学无术的五毛，涉黄媒体的副总裁，一夜之间怎么也成人物了，还有无数的“主流舆论”赶来奉旨护驾？
这种“道义的愤怒”对于左派，也许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说它是酸的；对于右派，也许是侥幸逃命的葡萄，挖苦狐狸的无能；中间派既不吃葡萄又不做狐狸，但看到狐狸有葡萄吃就愤愤不平……三种不满、两类声音、一份态度在“周小平”的头顶进行了极为壮观的交战，然而最终的胜利却不属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
在百度指数上，以“周小平”为关键词，随着2014年10月23日的“奉旨救驾”达到了峰值
“周小平/花千芳”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的才能与抱负都不足以让后世的历史学家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言论依然有市场并得到了一些嘴酸舌干的喝彩，这说明以“民族大义”和“爱国心”为口号的言论仍然有生存的土壤，而且很多。
互联网舆论的看似热闹很容易让身在其中的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中央之国”的中央，自己发出的声音就是“天朝上国”的上意，反而忽略了身处“互联网舆论”之外，街头巷尾的声音。
也许自从有“互联网舆论”以来，左右两派就在薪水范围内兢兢业业地发帖，智商允许时孜孜以求地攻讦，闲了垢谇谣诼，忙了党同伐异，在外人看来，的确忙得不可开交，但到2014年，随着“周小平”以及《那年那兔那些事》等“弘扬爱国/民族主义价值观”的作品走红，以及“乌克兰危机”、“占中”、“太阳花学运”等“西方民主”的“一败涂地”，网上的人们才发现，自己翩翩起舞的舞台似乎已经失去了观众的青睐，2014年揭露国内“不自由”的新闻已然过气，宣传西方“最民主”的故事俨然荒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鹰酱吃瘪土共不土，脚盆跌跤三哥起舞。
诚然，“周小平”所代表的带鱼养殖势力是否能被称为“民族主义”还有待商榷，但围绕他所形成的漩涡，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国内舆论的彻底混乱与暂时统一，满足了之前被互联网舆论忽略的人群的宣传需求。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手段的丰富，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将逐年下降，而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特定政治议题的讨论也容易引起特定之外人群的厌倦。因此，往日丰饶的“西方民主”终将失去吸引力，曾经夸张的“革命画卷”必定褪去色彩，在2014年，“民族主义”和“爱国心”着实点燃了一些民众对政治久违的热情。
在这个背景下，“周小平事件”也许反倒意味着互联网舆论对政治关注的彻底式微。当2013年的“网络大V”在运动面前跪地求饶一溃千里，2014年的互联网舆论便出现了一边倒的对“民族主义”的讴歌。尽管《那年那兔那些事》等民族主义题材作品往往隐晦地掩饰了共和国前六十年的若干失败，巧妙地夸大了某些历史事件的成功和意义，但它们的确很好地迎合了普通民众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和自尊心，从宣传的角度来说无疑是里程碑式的成功。
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舆论的部分受众，已经从“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理想，变成了“有朝一日得见您君临天下”的认同。这个口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成为现实，但这种“地命海心”式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的错愕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巧妙地鼓舞一些人的斗志。
扩展：
1.“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的矛盾，“民族主义”与“民族政策”的矛盾。
“大汉族主义”有人认为是伪命题，因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中似乎并不承认“汉族”的地位。但实际上以“汉族”在中国人口中的绝对优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全国人口的91.51%），认为“中国”的性格以及政策都被“汉族”文化所左右，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在这个背景下，2014年的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伊斯兰恐怖主义。
继2013年金水桥的恐怖袭击之后，2014年昆明火车站的惨剧成为了恐怖主义向中国内地蔓延的又一个象征，从而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极大震动。这个震动包含两个明确的信号，一是对长久以来“民族政策”的再次质疑，二是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
“汉族”占绝对多数的中国政府如何回应这两种声音，值得关注。
2.“民族主义”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
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外交的回旋空间似乎日渐狭窄，压力不仅来自街头巷尾数十年如一日向往“大国梦”的“兔子”，更来自新生中产阶级——也就是部分“互联网舆论”的主体——对话语权的要求。
在邓小平以其巨大的威望使得“韬光养晦”政策持续了二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显然觉得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
2014年，中国在南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无论其政治以及经济意义如此，至少我们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南海的地图，在地理学上足以名留青史。这种行为的影响显然超过了2014这样单独的年份，带来的震荡与“南海航行自由化”的争论，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了转向。
这种转向最早出现在“十八大报告”中，它代表着中国开始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周边国家，并且以经济安全为口号逐渐摒弃“韬光养晦”的大战略。这种转向显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但是否真的符合中国的利益，仍然有待观察。
延伸：
当“民族主义”也无法鼓舞互联网舆论的热情的时候，下一个宣传的重点会是“爱国心”吗？
2.衰败的太阳花
——香港与台湾的再定位
如果不出现意外，这将是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地区最后一次出现在年度记事里——
在2014年，香港和台湾竭尽全力，各自发出了政治上的最强音，然后归于沉寂。这标志着两个依旧富庶的经济体，影响力却萎缩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这种萎缩带来的痛苦与不满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它们的视野，并且引发更为深刻和无奈的争论——然而无论它们说什么以及做什么，都已经无法出现再吸引中国内地民众的关注了。
百度指数显然对“太阳花学运”进行了过滤
香港
对香港而言，从“忍够了”事件开始，与内地矛盾日趋公开化。这种公开化在内地民众看来更多地觉得莫名其妙，而在香港人身上则是对前景的巨大不安，这份对“未来安全”的寻求在“占中”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占中”意味着这部分香港人认为，保证他们“未来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内地对香港的控制。
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但从现实中来看，却是一个最糟的选择。从“忍够了”事件开始，香港人竭尽全力的抗争始终孤军奋战的身影——他们排斥了大陆人，抗击了普通话，抵制了简体字，打退了国民教育，最终占领了中环。
然后呢？
如果香港的GDP依然占有大陆的18%（1997年），如果香港文化依旧在东亚独树一帜，那么这份抗争可能还会有一些影响，中央政府可能会考虑做出一些让步，以换取这个比内地富庶10倍的经济体的合作——然而不幸的是，以3%的GDP（2014年）占比，作为一个“普通的金融都市”，香港已经失去了和中央政府叫板的资本。
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人想要保住自己地位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成为悲壮的徒劳。
这种倒退并非是香港或者内地的过错，而只是历史的必然——“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以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
保罗·肯尼迪这段关于英国的论述，同样可以放在香港和台湾身上。
对香港而言，“占中”是内部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香港人与现状抗争的最强音。然而，即便运作得当，指挥得法，“占中”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唤醒内地民众的同情”——不幸的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香港人似乎并不在意这点。
更不幸的是，在日复一日地“反蝗虫”运动后，“占中”的支持者们发现他们弄错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失去了内地民众的同情，又不可能让中央政府的退步，“占中”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这种“失败”对于香港人自己而言，也许并不是失败，也许可以唤醒他们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意志，或者鼓舞黄之锋之类运动健将长跑到底，但无论如何，2014年的香港已经鼓舞起了全部的意志与决心来“保护”自己，而结果让人没有看到丝毫胜利的可能——既无法得到内地民众的同情，又不能迫使中央政府让步，那么作为一个行政区的香港，它的未来已经不值得关注了。
台湾
同样失去悬念的还有台湾。在“太阳花”学运如火如荼，当岛内舆论在为“雨伞革命”添油加醋的时候——幕后，台湾GDP与大陆的比例从1990年的1:2降到了2014年的1:20。
在这个背景下，台湾的命运已经无足轻重了——何况台湾从来就无法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GDP总量固然不能像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那样衡量一个政治体的生活水准，但它能够决定这个政治实体影响力的边界，因此台湾的影响力也将会收缩到与它的经济实力相称的程度，这已经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种收缩在香港带来了长期的不满，在台湾带来了“逢中必反”的偏见与固执。
这种偏执在台湾随处可见，造成部分台湾人的声音传得很远，眼睛却只能看到脚下的一隅。由于大陆对台湾的政治封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得台湾的政治空间被极度压缩，由此带来的政治视野的狭隘影响了台湾民众的心态——这种现象对社会学家而言也许颇值得研究，然而对于大陆民众以及“互联网舆论”而言，则未免太过无聊。
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大陆的蔑视与恐惧交织的复杂心态——当台湾偶尔抬起头，鼓足勇气力排众议决心在东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时候，才发现导演已经无法给他们安排舞台了。
台湾和香港能看到自己的过去，也能把握自己的现在，但却不能决定各自的未来，基于以上理由，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份年度记事中。
延伸：
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而言，有朝一日即便中国也会遇到这样的收缩，那时中国的国民心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将是一个有趣而难以回答的问题。历史上这种收缩带来的是外族入侵、衣冠南渡、西学东渐以及百日维新，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会用怎样的词汇描述那个收缩的时代，也许如今美国的焦躁就是一个潜在的例子？
在他们看来，香港、台湾、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视作不同体量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反应，这将是一个有趣的题材，但却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关注的。
3.反腐与老虎
——“周永康”事件
2014年，周永康被开除党籍。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贪污被开除党籍的政治局（前）常委，他垮台带来的巨大震荡衍生了种种“你懂的”的故事。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以“运动”的方式不可能彻底改变某些事实，但至少在习近平上台的这三年，中国国内政治的气氛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
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清晰地看到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指出它们的弊端和隐患，但作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我们只能慢慢看到最后，目前仅能得到的情报是——有人认为这轮反腐只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也有人认为它似乎在位将来的经济改革扫清障碍。
但仍有许多认识上的障碍有待清扫——
比如，以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动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习王反腐”这样的专有名词，传递了不同于以往二十年的政治氛围。然而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的确扭转了腐败的势头，那么如何避免胜利之后纪委的坐大，如何整合依法治国和纪委反腐之间的矛盾，如何避免纪委自身因为绝对的权力和监督的缺失产生绝对腐败？另一方面，倘若以“习王反腐”的力量都无法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到那时，又该如何挽救执政党的衰落和国家的存亡？
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畴，姑且存目，以待观察。
后记
2014年的总结尤为艰难，一来是作者日益懒惰，二来是作者试图厘清一些不可能理清的问题，从而耗费了相当的时间。无论如何，这种年度记事作者都会继续下去，并试图通过这样的记事，清除自己身上政治立场或者派别的倾向，努力地朝“后世的历史学家”靠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