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简单的中国——2013年的简单记录

和2012相比,2013年的中国更加复杂。

当然,只是在某些人眼里。

 

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标准,2013年的中国比以往十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以造谣为乐的公知少了;以攻击体制为业的大V蔫了;以特立独行换来钞票和称号的无冕之王,或改弦更张,或关门裁员;以吃喝玩乐为己任的官员,则抱着酒瓶瑟缩在屋檐下,试图撑过这十年不遇的寒冬。

在承诺更大的开放,更多的公平,更紧的舆论以及更严的吏治之后,2013年的中国变得惊人简单。“普通人”不再需要思索中国的前途,因为早有人替他们铺好了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康庄大道——他们只要“热爱生活”就行了。

对于后世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肯定是羡慕我们的,因为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但在同一根轮辐转回来之前,这场关于威权政治的社会实践已经开创了历史。后世的学生也将不得不一面死记硬背我们所熟稔的名字与口号,一面抱怨着前人(也就是我们)那些无处不在的恶意——各种梦、各种苍蝇老虎、各种方案、各种领导小组……

 

按照惯例,每年一度的“纪事”将只记录一些我个人认为会对未来产生影响的事件,不加评论——诸如“@济南中院”、“庆丰包子”之类已有定论的故事会,不在此列。

尽管我的总结都在拾人牙慧,我的预测从头至尾总误中副车,但我觉得这依然不失为一种提醒,提醒我不要忘记前几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中二言论,不要忘记独立思考的价值。尤其是后者,因为在2013年的中国,我觉得最稀罕的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而是“独立”与“思考”——看着各路大V、公知和记者一溃千里、跪地求饶,我想到的首先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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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洲事件代表着在饱受“辟谣”和“新媒体”夹攻下的纸媒,又受到了“招供”的一刀,2014年的日子估计会更加艰苦

 

 

1.“南周献词”事件

2013年,以南方周末的“献词事件”开场,据说展开了一场“宪政”和“专政”的较量;
2013年,以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的“背叛”闭幕,惨不忍睹,或曰“恨不当年死,留作今日羞”。

 

事件刚刚发生时,舆论沸腾,一如当年的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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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此机会,西方媒体惊呼中国终于出现了“罕见的反抗”,《环球时报》则叼着飞盘寻找“境外敌对势力”在哪里,市场化媒体趁机低吟那些长长的“藏头诗”——

藏头诗1藏头诗5

藏头诗3

藏头诗2藏头诗4

 假如事件就此结束,那么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正义战胜了邪恶,自由战胜了审查——然而2013年的舆论事件似乎从未有过这样圆满的结局。“献花”之后是接踵而至的不是官方的“镇压”,而是各种“爆料”,这些故事的情节是如此的离奇,以至于观众的思路不得不随时进行一百八十度的掉头,比如:庹震不在广州南方周末官微: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再比如南周事件的末尾——

公平公开公知,卖萌卖蠢卖友

舆论哗然。

2013年的中国,“舆论”看起来就像一个白痴,只会在“哗然”与“默然”之间二选一,偌大中国,竟无第三个选项的中立之地。

比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各种团体的媒体各吹个的调,颇像北京的地铁小报,播放着令人为之一愣的马路谣言;在全会的公报只露出一个摘要之后,谣言甚嚣尘上,一时“舆论”皆唉声叹气曰国将不国;但当公报的全文出来之后,这些“舆论”又凭空翻腾一周半转体一百八十度,各路公知如沐春风,全然忘记了他们在前几天才声嘶力竭地为一个陌生人呐喊时的台词

 

此种乱象,闻者愕然,为什么左右两派,面对同一个舆论话题,竟能把脸面、修养、原则统统置之脑后,朝秦而暮楚,并为之陶然?

原因或许很多,但其中之一大概是“骨头虽硬,也不过25万一根”——

 

01-骨头,25万一根

“陈永洲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前后的演进成为了2013年舆论界荒唐生态的一个缩影:难道中国人的生活真的已经发达到无以复加,只能用荒诞主义来诠释吗?

 

2.“打击网络谣言”

2013年,政府展开了对“网络谣言”的打击,500次转发入刑之类的新规一时弄得舆论沸腾,按惯例接下来就是一些撞上枪口的“典型”落网,然后官方收工,公知出街,街上风景如故。

这次落网的是一些普通人不甚熟悉的面孔,比如被称作“异见者提款机”的王功权(据说他赞助了许多公知,并为“新公民运动”提供经费)、高呼“我是美国人”然后锒铛入狱的薛蛮子、公示财产以至上街的某些人,以及最近的伊力哈木·土赫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擅长在灰色地带游走,而且背景复杂,口号凌乱,神态憨厚可掬——这种被外媒称作“异见者”的人群也许是穿越者最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只靠一张嘴就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朝代谋生,至于收入则取决于彼时彼地的基尼系数。

在2013年,这些“异见者”照例对政府冷嘲热讽,对民众哀其不争,对同行党同伐异,对“国外”羡慕不已。但他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内讧”的公开化。

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以公知为代表的“异见者”群体上了树,自然露出了尾巴和屁股,但“须知那红臀本来就有,绝非爬高了的新标识”。由于用微博搞“内讧”是如此的方便,于是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再次浮现于脑海(参考“方舟子”与李承鹏、崔永元、韩寒等人的低层次对骂)。在这个无论公知还是左派、右派都认为是“关键点”的社会转型期,他们非但不谋求“共识”,反而自相残杀,搞得以“异见领袖”自居的左右两派都灰头土脸,无怪乎古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作为观众,能目睹到满口仁义道德的公知们跳起脚来坑爹骂娘,着实新鲜,但新鲜之余难免不会有点困惑——那些口口声声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主自由则未必,因为还有左派)的,就是这等货色?

因此,这将是本系列最后一次谈及这个群体,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对未来的历史造成任何影响,因此从2014年的记录开始,我将不再记录诸如南周、大谣之类的事件。

 

随着“打击网络谣言”的推进,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网络舆论对“异见领袖”的冷漠化。公知自己总结为“污名化”——并且顶着头上的包说是“赵举人”打的——在“专家”、“教授”和“公知”纷纷成为贬义词之后,下一个贴在“异见领袖”们脑门上的标签会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由于想从“异见群体”中沽名钓誉的南郭先生实在太多,因此想要用一些人来贬低一些群体着实太过容易——绝大多数时候甚至不需要去主动出击,他们自己就会打成一片然后自乱阵脚——针对这种窘境,也有人提出“自由,公义,爱”之类的温和主张,试图在政府与公知之间的夹缝中寻找共识,但饱受非议。

 

薛蛮子

昔日微博的座上客,今天电视里的阶下囚,这当然是打击政敌的常见伎俩,在中学读过《竞选州长》的人对此早该烂熟于胸。但如此落差,以及不可思议的情节,仍使人目瞪口呆。
这种打击对于广大“公知”来说当然是致命的,因为他们的键盘上只有Ctrl,C和V三个键,少了任何一个都难以为继,何况身陷囹圄,求键盘而不得呢

3.天安门恐怖袭击/厦门公交纵火案

2013年对普通人而言最重要的事件,绝对不是南方周末门口的人潮或者公知们的号咷,而是天安门和厦门为代表的两团火焰、浓烟以及惨重的伤亡。它们意味着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恐怖袭击”——无论袭击者怀有没有政治主张——正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2013年,发生在新疆的恐怖袭击仅报载就有4·23、6·26、8·20、11·16、12·15、12·30数起,无论国外势力如何评价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对一般民众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恐怖活动无法改变历史,但却足以改变普通人的命运。当新疆的恐怖分子不再满足于新疆一地,而决定将他们行动推广到全国(记得在九十年代西安就出现过数次“新疆人炸公交”之类的谣言),那么以天安门之重防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在安全上的投入恐怕又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013年,类似“厦门公交纵火”的事件还有“蒲城大巴爆炸”、“北京机场自爆”、“山西省政府爆炸”等事件,连同前些年“攻击小学生”、“成都公交纵火”,都属于弱势群体对社会本身的报复。这类报复事件只是社会矛盾的爆发,似乎并无深意,因此难以预测。比如美国的枪击事件并不因民主政体、自由言论或者较低的基尼系数而减少。

天安门恐怖袭击

4.夏俊峰、李天一舆论事件

在“药家鑫”事件中,原告方的律师展现了对“舆论”的熟练运用,随后国内发生的数起舆论事件,都成为了各方学习“舆论控制”的样本。到了2013年,各路专家、律师以及记者向广大人民交出了他们学习的答卷——

夏俊峰、李天一事件充分反映了2013年“舆论”的混乱。围绕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就足以衍生出如此繁芜的“真相”,反复炒作,加少许图片和眼泪,然后供全国人民消遣:也许这才是2013年新媒体的最大贡献。

随着对“舆论”的逐渐熟悉,未来的某些事件会带有明显的“舆论事件”的色彩,即——不需要第一时间发布真相,只要“第一时间发布看似‘真相’的东西”,然后坐等转发,事态就会发生变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大概8点20发”事件,当然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在新媒体时代的初期,任何人都无法掌控舆论,但随着各个人群对“新媒体”这一工具的了解,未来“新媒体”上的舆论是否会重蹈旧媒体的覆辙?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夏俊峰之子

 

5.成都、昆明PX游行,鹤山核电游行

2013年,仍然出现了许多以“邻避”为目的的游行,在未来一段时间,环保和食品安全恐怕依然会成为市民上街的主要动力。同样的,2013年香港也举行了若干游行,还有“占领中环”之类的事件——去年“纪事”的标题就是香港的蝗虫海报——但随着香港对内地影响力的衰落,既然2017年的普选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法影响东亚的政局,因此不再成为本文的关注对象。

狮岭游行

江门游行

昆明游行

 

6.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

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10.1%,低于2012年的12.8%,2011年的24.8%以及2010年的21.3%(参考历年财政收入及增速)。随着GDP增长率的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势必会继续放缓,这也许才是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

随着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政府将难以负担过去那样的奢华和冗员,再加上李克强先生主张的大社会小政府苦日子就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苦日子”的政府如何保证行政能力不因公务员撒娇而下降,同时向社会购买服务、向非政府组织让渡权力,都会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一个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国家,民众显然更加难以容忍贪污和腐败,而官僚则更加难以适应“苦日子”,在几年前这就是一个公认的结论,现在看来,或许从2013年,它才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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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月度财政收入增速,数据来源:路透中文网

 

结语

2013年,中国新的领导阶层展示了十年未有的强大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强大的力量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孙文对此恐怕深有体会——但我们在为中国因重新团结而感到欣慰之余,也许还得考虑稍微远一点的事情——

当这个力量不再强大之后,我们是否会重新陷入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三年那种混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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